【2009.06.26／卓越新聞獎基金會／卓新論壇／NCC的關鍵角色】
首先要澄清一下，我絕對不是高道德標準的人，我絕對只是一般、正常、普通的道德標準而已。二十年前我從事新聞工作，在場很多包括陳老師、立達兄，大家曾經都是媒體人，我們可以很誠實地說，二十年前的媒體環境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。二十年前面對的是警總的壓力，現在是商業的壓力。我必須對所有參與自律委員會的同業，給予他們最高的敬意與掌聲。這一兩年來我協助各台推動新聞自律的時候，確實感受到很大的進步。業者是發自內心的，並不是來自於害怕被罰。
但我也必須講，其實我們做得並不多耶。雖然有很大的進步，那是因為原來太差了。有很大的進步之後，距離所謂的向上提升恐怕還早得很。當然，從我的身份出發，我當然會認為結構管制比內容管制好，也百分之百地支持言論自由是不能打折的。當然是政府的手先拿開，而由業者完全自律。但是，實際從事新聞工作，這一兩年幫大家協調新聞自律的集體行動，畫出一條海峽中線，而我也在這半年來碰到瓶頸。我們只是不做本來就不該做的事，而這些事情在法律上本來就已經有罰則了。或是在社會一定會引起很大的負面觀感。如果談到我們該做什麼，或是正向思考，這部分的瓶頸就很大。
這半年來有許多自律已經沒有辦法去執行，各頻道自己自律，標準卻是不一的。我擔心當海峽中線不斷有人去踩，那條線就不見了。有朝一日會不會劣弊又逐了良弊呢？會不會又墜入另外一次的循環，我希望我是杞人憂天。
媒體自律 有賴社會文化鞭策
在不主張由法律裁罰的狀況下，我提出我的看法。撇開歐洲是公共電視起家的媒體環境，我們就拿美國，這個資本主義商業競爭的市場來比較。美國在憲法上明文保障新聞業，而這些有形的法條是建立在無形的基礎，也就是社會文化。昨天我們請了前美國公共電視台的公評人演講，他過去也在報社擔任公評人。他在兩個半小時的座談會欲罷不能，雖然公評人在金融風暴也是被裁員的對象，也相對弱勢。但我必須要說，美國的報社至少有三分之一有公評人，台灣有一個嗎？台灣有任何一家報紙，會開闢版面批判自己的新聞嗎？沒有吧？它不要每天做集團的交叉宣傳就不錯了。
上市公司的確會面臨一種偏執：要向股東交代，要向業績交代，但是我們看紐約時報，它是上市公司，經營家族在這幾年面臨到很大的壓力，也被股東批判。但它採取「雙股權制」，就是用來保障報社營運的獨立自主，這是美國的文化。它甚至不惜against商業的法則，用雙股權制保障業者可以有不追求最大利潤的空間。紐約時報最有名的就是公評人，他們出了幾本書，談他們內部新聞怎麼自律。不是關起門講自律，而是放在版面上與讀者對話。台灣有這樣的報紙嗎？更不要談電視台了。
台灣的電視台在周政保案之前，哪個台沒有新聞自律公約？每個台都有啊，拿出來看都是一大本，甚至在2005年與新聞局換照的時候，每一台的營運計畫書都是洋洋灑灑好幾本，那時主管單位還是新聞局。我的反省是，周政保案之前，哪一台沒有新聞自律公約？都有嘛，那為什麼會發生周政保案？我覺得台灣媒體自律的文化與內涵是有問題的。
歸根就底，台灣的社會力解放，是從侏羅紀時代，直接跳到數位化時代，中間我們缺乏比較心平氣和，願意敞開心胸互相對話，互相教育成長的過程，我們現在缺的是過程。台灣所謂的知識份子很多，包括公民素養很高，但缺乏對過程的等待，直接就跳到結論。要套理論很容易，要怎樣養出文化的內涵是要時間耐心，而且是現在就要開始。
媒體自評節目 現在就開始
今天我覺得我唯一能提供具體的結論，就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，否則就太晚了，我們現在就要做對話的工作。媒體掌握了發聲管道，有哪個媒體願意把平台挪出一小部份做自評節目？有些電視台做得很好，有些電視台早就已經名存實亡，有的台剩下三分鐘，或許是放在政治評論性節目的第一塊。現在媒體自許為企業，文化事業的成份相對少很多。今天談經營企業，如果7-eleven一罐飲料出問題，要不要與消費者對話？媒體要採用這個概念，而不是在發聲管道上，充斥對自己集團的交叉宣傳，而卻吝於對觀眾客訴做討論。不要只放自己想要告訴觀眾的話，能不能放一點自己很不舒服的話？這才叫媒體嘛。媒體每天批判別人，就不能讓大家批判一下嗎？就算批判是亂講亂罵，有什麼關係？媒體的新聞百分之百是正確、查證、平衡、客觀......的嗎？當然不是嘛。民主的價值不是只有媒體的新聞自由，相對有媒體的新聞自律。
我之前聽美國公評人蓋特勒先生（Michael Getler）演講，真的很有啟發性，雖然結論是滿悲觀的，但是有很多觀念與事實作背景。美國有非常多企業集團擁有媒體，像迪士尼擁有ABC電視台，可是它們對ABC不會做編採政策的干預。蓋特勒唯一想得起來的一次，是迪士尼曾發生謀殺案，ABC電視台竟然沒有報導，立刻被社會大眾強烈抨擊，電視台就立刻道歉處理。這是美國媒體的文化，它與企業主的關係就是這樣。這不是因為政府規範，就已經這樣做了。
剛才講到社會他律規範，像兩年前美國有位學生拿槍進去掃射，美國一個非常大的電視台得到錄影帶，但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決定不播了。甚至在校園裡面，學生拉起布條，不歡迎電視台記者進來，因為記者當了殺手的傳聲筒。這是美國社會的力量，台灣呢？
不管哪一個國家的政府，都是要控制媒體的。我今天進入政府工作，不客氣地說，我可能也會控制媒體，讓它少罵我一點。但是就蓋特勒先生的說法，美國媒體相對來說，是比較不甩政府的，因為美國媒體相對在財務上自主，也有編採獨立的傳統。台灣呢？台灣現在根本不用文工會的人站在你背後，很多新聞就自動沒有報導了。各位沒有發現嗎？很多新聞在電視台、報紙上根本看不到，需要NCC用附款處理任何台嗎？不用啦，業配就可以處理了啦，不乖，你從今以後業配就拿不到。
媒體報導分寸 存乎一心
我當然覺得自律比他律好，但是誰對於業者自律有影響力？很不幸地，大部份的時候是怕被罰啦。這段時間我在推動自律，其實滿難過的，比如周政保案，有位同業說：「你就直接告訴我能不能播。」他根本不要聽理由，我覺得這是最糟糕的。可能大家是沒有時間，但是我覺得討論的過程才是重要的，而不是我告訴你撤稿，那這樣與文工會有什麼差別？我不是警總耶。業者自律就是種一棵樹，是要討論的。你決定要播就要自己承擔，要播的理由是什麼，要講清楚，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立場。
再來，觀眾的影響力在哪裡？像「殺很大」的案例，也許我有不同的看法。「殺很大」與「機車彎道情人」廣告，自律委員會也都接到投訴，我也打電話給NCC的何處長，因為我必須轉達觀眾的投訴。關於品味的問題，我昨天有問過蓋特勒先生。他說，公評人的角色就是替電視台回應觀眾的抱怨，包括平衡、真實、客觀與品味。我問如何區別good taste and bad taste，他的回答很有意思。他說美國有位大法官，在定義解釋色情與藝術的時候說：「當你看到你就知道。」公評人要處理的就是這個問題。如果就我來定義，豬哥亮或是台客，不是品味不好；拍檳榔西施也不是沒有品味，但如果你拍的手法是從大腿往上拍，過去曾經有媒體這樣做，那就是bad taste。媒體報導檳榔西施不行嗎？不是這個意思，而是分寸。
我曾接到家庭主婦的投訴，說舒舒在抖抖抖，在黃金時段家裡小孩都在看。因為我們是自律組織，所以我們的客訴門檻一定要很低，一定要非常friendly，不能經過層層關卡，那就沒有意義了。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打電話來，也許他不見得有代表性，但只要有打來，我們就反應。業者在播廣告的時候，腦子裡想的是什麼？它有想到在六點鐘播出，可能對青少年不好？就我所知，妨礙青少年身心發展是在法律裁罰標準之內。物化女性是不能罰，否則就好像回歸到戒嚴國家。
過去TVBS有個案例被罰，它引用國中生坐在欄竿上做危險動作，後來確實有學生模仿這個動作造成不幸。如果機車彎道情人有這個可能性的話，在六點鐘播出闖越平交道的畫面，這些業者想的是自律嗎？當然是dollar sign。我能播全天二十四小時，就不會放到晚上十一點。就我來看，機車彎道情人廣告一個鏡頭都不應該刪，但是應該放在晚上十一點以後。
新聞頻道未分級 法律、自律落差大
現在的問題在於新聞頻道沒有分級，就形成法律與自律的落差，明明新聞頻道就是全天候普級，可是事實上內容怎麼區隔。這些都要靠業者自律。誰對業者自律有影響力？現在收視率與廣告根本是百分之百的相關，所以一定是努力於眼前的營運收益，而不太可能努力於無形的商譽問題。是不是有收視率效果的觀眾，才會變成新聞頻道服務的對象，而那些不看電視的，沒有收視率的，久而久之就排除了，這對社會是好的嗎？我想說的是，美國的媒體商業競爭環境與台灣很類似，而雖然法規上美國沒有很多規範，但它有自律的基礎與文化。
我還是要講一下，關於洪曉慧的案子，是基於業者的自律，而不是怕被罰。事實上現在報導受刑人在新聞法規沒有任何罰則。我覺得那個案子是從周政保的觸底之後而有的反彈。我希望不是技術性的反彈而已。同業認為洪曉慧已經為了她的行為付出代價，媒體不應該再給她判刑。目前我們的自律現狀是這樣，尤其在一年半前，有如輕舟已過萬重山，只要是有可能觸犯法律，或是會在道德上引起批判，很容易就能協調達成共識。老實說，剛開始要協調還滿難的，一個很簡單的案例，也要花一兩天的時間，到後來一兩個小時就能夠搞定。我要問的是，台灣自律的「制度」完備了嗎？「文化」成熟了嗎？
所謂的民主社會很重要的就是「透明度」，任何關起門來說做得很好都不算，就是要溝通嘛。請問，任何一個新聞媒體，有公開的版面與時間，向它的消費者對話，或是放一些自我批判的內容嗎？有這樣的制度嗎？沒有。當然，台灣的媒體大部份都不是上市公司。但我舉個例，像安隆案之後，就有獨立監察人制度產生。這樣的精神有沒有可能對照到媒體。我想引用胡幼偉老師話，他主張台灣媒體要做自律，動作一定要很大。因為社會對我們有不信任的問題，只有自律的動作很大，才會有效果。媒體有沒有可能參考獨立監察人的精神，而不會認為是干涉營運自主。
在跨頻道的諮詢委員會，我們協調到現在，還是在正向發展，而我不樂見有朝一日，自律委員會或諮詢委員會，反而變成粉飾媒體自律的單位。事實上我們還有很多沒有做，我們不能只是不做法律所不准的吧，那何必叫自律呢？公民社會呢？公民社會在制度上有任何參與的管道嗎？自律文化成熟了嗎？媒體有沒有可能心平氣和地面對批評，不會把它當作干涉。媒體能不能不要反智或腦殘，只要有人打電話，就馬上撤稿；或是只要有人批評，就說是要干預。我們有沒有充份討論，而且是公開報導的平台與文化呢？
業者與公民團體 對話拉近共識
所以對於張懸的案例，我與立達兄就有不同看法，雖然我覺得這真的是很荒謬的事情，但是我認為NCC當然不可以存參。現在觀眾的投訴都透過ＮＣＣ，像我們STBA接到的投訴相對還不是太多，最大宗的還是NCC，或是向媒體直接投訴。為什麼？就是社會與媒體的不信任關係，認為只有NCC才會讓媒體怕。我覺得這是惡性循環，而永遠沒有辦法讓媒體站起來。
媒體可能要做很大的動作，讓觀眾嚇一跳，才有可能把死結打開。現在大家都透過NCC透訴，它如果存參，不是就沒有可能做討論了嗎？當然我不曉得它的來函或意見陳述就等於裁罰嗎？如果不等於，是不是有一點空間。可是根據我們經驗，只要意見陳述就等於要罰了。翁曉玲委員今天沒來很可惜，像衛廣法我聽過兩次記者會，他們的解釋是說，其實品味這項沒有罰則，等於是宣示性的看法。如果這不等於處罰的話，是不是可以慢慢開始對話，透明化，做成紀錄，是聚焦的、有意見與有效的討論，變成檔案。其實這是互相教育的過程。
媒體與公民團體之間，其實是互相教育的過程。兩年多前我們自律委員會成立的第一場會議是劍拔弩張的，公民團體當天給了我們三百多封客訴，我們就非常反彈，是非常不愉快的交鋒，當場甚至有同業退席走人。還有同業站起來說：「你把我們當小學生管呀，要打屁股還是打手心？打一下還是打五下？還有媒體自由可言嗎？」兩年後的今天，沒有三百封的客訴了，公民團體也在進步，開始瞭解我們這一行的生態，會篩選出比較有價值的客訴，與我們做深度的，大約二三個小時的互動，我覺得這是很正向的發展。總之，我覺得現在開始都已經滿晚的，但至少過程是當務之急，讓互動透明化，大家互相教育、建立共識，這是很重要的動作。
全文轉引自：http://www.feja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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