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2009.06.26／卓越新聞獎基金會／卓新論壇／NCC的關鍵角色】
馬政府剛簽了聯合國的人權公約，從公約的基本精神下，其實在2003年到2005年的資訊論壇，都一直在談傳播權與人權的議題。他們談傳播權納入政策，有四個主要原則：自由、多元、參與與近用。這確實是我們台灣談管制時，可以思考把這樣的基本原則怎麼透過法規落實。
第二個想要回應的是，其實台灣解嚴後面臨的問題，就是整個國家失靈與市場失靈的雙重結果，這也回應剛才立達兄所談到的媒體亂象。前陣子我也聽到有個老師說，這哪叫國家失靈，根本就叫做國家失蹤。我想可能從業者的角度不會這樣想，因為我聽到范經理的說法是國家管太多了。但從學界或是公民社會的角度，我們是覺得國家失蹤。以我的詮釋來講，這其實是國家失蹤。國家不見之後，其實剩下市場獨大的情況。
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問為什麼會變這樣，但我在這裡不想再花時間處理。談國家或市場，其實會miss掉市民社會部份，而會讓管制議題鬼打牆。業者永遠會說侵害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，國家可能會說我有管制權能，也不談自己有沒有管好。可喜的是，這幾年從民間的角度來看，確實是有非常多關心媒體的公民團體不斷出現，我像卓新獎基金會也是其中重要的力量。在國家管制的角度，或是依玫在集體自律的努力，我覺得國家與業者也都慢慢接受在政策形成過程中，或者對於媒體的內容表現，都可以納進公民社會參與對話的程序。
整個通訊傳播政策，在這幾年形成原則性的管制方向，我們還是希望以結構管制為主。剛才林老師提到公民團體對撤換分流有所誤解，我想倒不是誤解的問題。最大的問題是過去的主管機關沒有嚴格執法，可能是國家能力的缺乏，也可能是不想得罪業者。不管是新聞局或是NCC，可能對於使出相對嚴厲的執法工具有所忌憚。確實目前在法律上對於不予換照的要求並不明確，包括立法層級是有問題的，換照的標準很多是在行政命令上，不是在衛廣法或廣播電視法，我想主管機關不管是一屆或二屆，都面臨急迫的政策議題，就是應該要整體翻修有缺失、不符公民社會需求的法律。像旺旺三中這樣的議題，其實都是讓主管機關受到外界質疑的原因。
內容控管 NCC尺度難拿捏
談到內容控管的問題，剛才范經理談到非常多，而我也不主張由委員決定。我們在傳播內容有非常重要的面向，在於不管是品味或良俗，都是社區標準之下的產物。譬如台灣對猥褻的定義，自台灣有大法官釋憲文以來，就有三個不同版本，在不同階段針對猥褻的定義其實就不一樣。從最早的釋憲文，那時針對的是台北市的一家出版業者所出版的性愛大全，現在看起來其實是滿健康的手冊，封面就是男女穿著稍微少了一點，從現在媒體的報導標準來看，那根本就是小case。這不過就是十年前的解釋文，在那時主管機關針對這樣的內容做處份是合憲的。到了後來對晶晶書庫的解釋文的時候，大法官認為針對猥褻，不在於引起性慾這樣不明確的標準，而可能要涉及性暴力，嚴重不正常的行為了。
回到舒舒、瑤瑤廣告的議題，我也同意主管機關管太多，再來是怎麼管的問題。我一直強調我們應該去談出共管的架構，這也是歐盟這幾年在談的政策方向。我覺得台灣談共管架構，可能可以比歐盟談得更進步，因為歐盟的共管架構還是放在國家與業者的範疇。我覺得公民社會的意見很重要，像舒舒、瑤瑤廣告這個議題，像我任教的台大新聞所或輔大影傳系，學生十之八九都說何必要管。
可能部份保守團體認為太嚴重了，而我自己也參與女性團體的活動，對於性別團體而言，物化女性當然是非常嚴重的問題，即使如此，很多性別團體也不主張主管機關要針對這種廣告進行開罰，頂多是以分級的方式，放到比較不能夠被兒童立即觀看的時段。我們怎麼樣透過法律修改過程，重新規範共管制度，讓共管制度是可以運作的，避免業者認為主管機關有作之君、作之師的心態，這是在國家與市場間面臨兩難時，很重要的政策方向。
談到公民參與空間，就這點我很敬佩林老師的努力，至少在內容與公共參與這塊，林老師著力很多。公共參與部份我提兩個意見，除了公民代表參與之外，參與有個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資訊夠不夠透明化，我覺得這是台灣現在的管制困境。
主管機構 研究能力待強化
比如以旺旺三中的案例來講，我們對媒體產業有的資訊太少。我們去美國FCC網站看，它處理購併案可以超過一年的時間，而把處理過程與招開公聽會，業者提供的資料、公民團體提供的資料都完全上網。今天你想要知道整個購併案的始末，可以很容易得到資訊。美國FCC有個非常強的研究單位與行政人力，他在進行管制的時候，可以做非常多的研究工作，譬如市場現況，業者對購併之後可能帶來的潛在利益或傷害，他們都有資料進行分析。在台灣不管是過去新聞局或現在的NCC，在這點都是非常不足的。如果今天我們沒有充份的資訊，不管是在政策決定，或是公民團體參與媒體監督，都是非常不利的。
最後回應主辦單位提出的問題，到底政府有沒有比較積極的角色，我認為應該是有的。最近聽到一個說法，新聞局要把有線電視基金移撥到NCC去，我覺得主管機關要能做好管制，除了消極的禁止，可能也要有積極的資源。其實這幾年包括卓新獎基金會，也一直提倡建立更大規模的影視基金。在過去廣電基金被立法廢止之後，我們怎樣建構更龐大的影視基金，取之於業者，用之於業者。透過制度設計，主管機關監督，讓資訊做更合理的分配。在我們現在市場高度競爭的狀況之下，勞動條件越來越差，業者也不願意去培訓記者、也不去培訓影視創作人才，這其實可以透過影視基金來做。
針對業者集體自律組織的部份，我認為是放在共管架構裡。不管一屆或二屆的NCC委員，都在新的修法裡放進這塊，比如林老師談的公評人制度，或是二屆用的是倫理委員會的制度。在這兩種意見裡，我其實比較傾向不要讓個別業者自律，因為個別自律形同虛設。其實我還滿肯定像依玫，或是台大新聞所張錦華老師，這些大家共同合作的自律組織。雖然是一些微小的改變，不管是在立委選舉或是洪曉慧事件上，至少這些微小的改變，我們是看得到的。如果可以形成業者、工作者與公民團體之間的固定對話與檢討機制，我覺得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。如果用集體自律取代個別業者的倫理委員會，或是公評人制度，我認為這是效果比較好的作法。
全文轉引自：http://www.feja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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